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核心结合点，其发展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全局，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枢纽。“十五五”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大学发展的策略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深植于“救国-兴国-强国”的百年基因，通过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的共生演进、规律认知与战略适配的动态平衡、数智赋能与教育本质的融合创新，系统重构发展范式。大学发展需以学科交叉融合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文化价值引领深化文明互鉴，提升国际话语权；以社会需求导向完善精准服务机制，强化服务效能。大学将通过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从“适应环境”向“引领变革”的战略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核心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建议，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对于大学发展而言，“十五五”时期既是承上启下、夯实基础、突破瓶颈、塑造优势的战略窗口期，也是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跨越的关键期，作为教育强国的龙头，大学更需以“十五五”规划为战略锚点，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服务民族复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

  我国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理念随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变革。大学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发展规划研究聚焦于多元化路径探索与系统性挑战应对，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学术图景。大学发展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过程，既受到外部环境变迁的影响，也与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紧密关联。既涉及教育方法的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更与社会服务的拓展密不可分。从实践层面看，相关研究既有对新建本科院校同质化倾向的反思，也有对行业特色型大学多样化发展的路径探索。既探讨新一代AI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赋能路径，也深入剖析“双一流”建设中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困境与对策。既涉及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也关注校长角色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机制。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大学发展研究的内涵。但当前大学发展实践中仍存在“重目标设定，轻动态调适”的倾向，且在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挑战、落实优质本科教育扩容提质要求、强化区域发展服务赋能、推进“双一流”建设与交叉学科融合等关键领域，尚未形成系统性、可操作的实践举措，难以充分适配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与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现实需求。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制定大学“十五五”发展规划，需聚焦核心问题精准发力，重点解决学科专业设置与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产业体系调整协同联动不足，关键领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薄弱且结构性缺口突出的问题；破解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一体推进体制机制不健全，科研成果“多而不优”、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攻关乏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未有效打通的瓶颈；攻克办学同质化倾向突出、特色发展不鲜明，教育评价中功利化倾向尚未根本扭转，以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不完善的短板；应对数字化转型与教育教学、科研范式、治理体系融合不深，办学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以及学龄人口增长带来的学位供给与质量提升双重挑战，同时健全跨学科、跨领域资源共享机制，打破各类发展边界壁垒，全方面提升大学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综合能力，为实现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筑牢高等教育根基。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其发展绝非封闭系统的内循环实践，而是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全局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两个大局”下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大学发展逻辑本质上是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的共生演进，既需从百年办学传统中萃取精神基因，又要在大科学时代、数智文明新语境下重构使命坐标；是规律认知与战略适配的动态平衡，既要遵循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本质规律，又要在大国竞争、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变量中校准发展航向；更是数智赋能与教育本质的融合创新，既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又要以数据要素、智能技术重构知识传播与创新范式，推动教育形态从标准化向个性化生态化跃升。唯有在历史纵深、国家需求与未来发展的三层逻辑中把握发展趋势，方能在强国视域下实现大学发展的并跑和领跑，扎实迈进教育强国。

  历史方位以从何处来的坐标定位锚定发展根基，时代使命以向何处去的价值导向标定前行方向，二者共同构成大学发展的根本逻辑。正如阿什比所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中国大学的发展既非对历史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而是在遗传基因与时代环境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实践跃升。

  从时代使命看，我国高等教育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与全球科学技术革命加速演进的交汇点，发展范式已从规模扩张的量变积累，转向以原始创新突破为核心的质变跃升关键期。尽管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仍未根本破解。学科布局与产业需求存在错位、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与“卡脖子”技术攻关能力欠缺、国际学术话语权与大国地位尚未匹配，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力有待强化等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加剧了发展转型的紧迫性，全球科学技术革命加速向基础研究、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硬核领域渗透，国际竞争从传统产业向知识生产链前端延伸；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教育规则重构，文明对话深化对文化传播能力提出更加高的要求。这要求大学必须以历史基因为根基、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突破，将历史方位的价值优势转化为回应时代使命的实践效能，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彰显担当。

  规律认知构成大学发展的科学根基，既源于对大学“高深学问载体”的遵循，也源于对知识创新内在逻辑的把握。战略需求适配通过对接国家战略、呼应经济形态演变，为大学发展注入时代引擎，既是规律认知的外在显现，也是政治论与认识论张力的哲学统一。这种认知规律、适配战略的双向互动，形成大学发展的双重动力，外在驱动源于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升级等国家战略需求，内在张力源于学科逻辑与人才规律的学术根基，二者一同推动大学在适应环境与引领变革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形态演进同频共振，成为兼具人才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是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需求，构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恢复高考是通过制度改革解决人才短缺与社会公平两大核心问题，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前奏。新世纪高考扩招是一项兼顾国家发展与个体需求的系统性工程，从短期看，它缓解了就业压力、回应了社会期待；从长期看，它通过提升国民素质、储备专业人才，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为经济转型和国家竞争力提升提供了核心动力。

  立足新时代，“十五五”期间国家发展的策略需求对大学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国际层面需突破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封锁，防范地缘风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国内层面锚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以科学技术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教育提质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区域布局，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地方服务能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增强高等教育总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统筹学科设置与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这种时代使命要求大学发展既坚守教育本质，遵循教育规律，又要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策略需求，聚焦“双一流”建设、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优本扩容等关键任务，实现学术本真与战略需求的有机统一。唯有如此，大学才能在历史规律与时代战略的交汇点上，切实发挥强国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核心功能，为国家长远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建设变成全球一流的大学。

  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载体”与“文化传承的枢纽”，承载着对高级专门人才的系统性培养，需要强化对文明进步的引领。数智时代的融合创新，是立足数智文明语境下大学发展的内在矛盾与时代诉求，构建兼具历史延续性与现实适应性的大学文化生态。不仅在于通过数智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革新，更凸显于对大学本质的系统性强化与时代新需求的精准回应。

  大学以治理范式与教育本质的深层次地融合为基础，通过数智技术的理性赋能，推动人才教育培训模式从传统的“标准化、工具化”转向“个性化、生态化”的现代形态。面对AI对高等教育的颠覆性挑战，大学需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将数智赋能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数据要素的深度挖掘嵌入知识传播过程，既拓展知识传递的广度与精准度，又通过价值逻辑的精准建构锚定培养方向性与思想性；既保留学术自由、文化积淀等高等教育的精神内核，又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边界，坚守“高深学问载体”的文化基因。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以治理哲学为指引，将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的革新嵌入大学文化传承枢纽的功能框架中，通过高深知识的有序传授与批判创新的同步推进，实现人才教育培训与文化创生的双向赋能，从而系统性强化大学核心本质并精准回应数智时代需求。

  数智赋能与教育本质的融合创新，是对数智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培训目标的系统性回应。面对“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创新型人才”的新需求，算力成为人类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大学通过治理模式的革新，不再是封闭的知识传授场所，而是转型为链接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的枢纽。这种转型既注重培育学生适应数字时代的核心技能，又强化其作为数字公民的人文素养，最终推动人才培养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塑造与价值引领跃升。通过数智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革新，大学既延续了传承文明、创新知识的核心本质，又系统性回应数智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中实现教育功能的时代升级，为大学的发展提质增效。

  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历史交汇点，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其谋篇布局必须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目标，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精准响应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根本导向，重构发展范式、重塑使命坐标；以遵循教育规律为核心遵循，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脉搏，构建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的学科生态；以价值提升为关键抓手，实现大学发展从跟跑转向并跑与领跑跨越；以质量提升与规模优化为基础，夯实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彰显一流大学的核心优势与责任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既是民生，更是国计的定位，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升级，本质上是“国计”属性与“民生”功能的辩证统一，这既是对历史传统的传承延续，更是对时代需求的主动回应。

  大学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并非偶然选择，而是贯穿发展历史的责任担当。文艺复兴之后，部分大学曾因固守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而排斥新兴的笛卡尔哲学，这一反面案例恰恰凸显了大学脱离时代需求、拒绝思想革新的局限。19世纪，“英国和美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教育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二战后美国诸多大学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了关键经验，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大学唯有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需求，才能在时代浪潮中实现价值跃升。我国“双一流”建设中，大学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动作为，在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中彰显高校担当，进一步夯实了服务国家的办学基因。

  战略研判国际国内“十五五”发展形态趋势，大学需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响应”的使命升级，精准对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回应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新要求，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人才教育培训能力，破解群众求学诉求与培养条件适配的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直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全球科学技术竞争加剧的挑战，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等国家重大任务中，重塑大学的时代使命坐标。同时，聚焦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通过人才定向培养、技术联合攻关、成果本地转化等方式，增强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吸引力与支撑力，实现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的双重回应，让大学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先锋队”与区域发展的“动力源”。

  学科建设与时代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大学在国家战略需求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双重驱动下的必然选择，既是学科自身知识更新与范式革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国家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象化表达。从历史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服务工业化体系建设，改革开放后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对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新时代交叉学科的布局直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学科体系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确保了教育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层次地融合，使大学成为支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基石。

  在知识经济与全球竞争的双重驱动下，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其结构调整已超越单纯的教育资源配置范畴，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抓手。当前，以AI、量子信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技术迭代周期缩短至3~5年，而传统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仍维持在7~10年。这种“快变量”与“慢变量”的结构性矛盾，要求学科调整需突破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通过跨学科整合与动态响应机制，将学科建设深度嵌入国家战略需求链条。以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水平发展为根本导向，以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适配能力为核心抓手，动态优化学科布局以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学科建设与时代需求的良性互动与协同跃升。

  “十五五”时期，学科生态优化需以“双一流”建设与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为核心载体，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集群。大学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建设标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建设范围，从指标排名导向转向优势贡献导向，突出在国家战略、科学发展、民族复兴中的责任使命。同时，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破学科壁垒，依托新型制优势，以协同高效的科研攻关带动学科发展。清华大学聚焦航空发动机“卡脖子”技术组建实体研究院，以有组织科研牵引学科交叉融合；上海交通大学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深海探测、高端制造等领域通过跨学科协同取得关键突破。重点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领域布局交叉学科中心，构建“AI+N”人才教育培训模式，实现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对接、深度融合。

  优质本科扩容是“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回应国家战略与社会诉求的核心举措，是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协同并进。《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这一要求既契合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规律，也为大学破解“规模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内涵发展作为优质本科扩容的核心支撑，需以人才教育培训模式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系统性升级。“双一流”建设中，大学围绕本科教育质量提升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四川大学深化“探究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实现了非标准答案考试全覆盖；复旦大学落地“2+X”本科培养体系，提供了个性化发展路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通过“严济慈”英才班等模式培养了大批拔尖人才，这些实践为“十五五”优质本科扩容提质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培养目标上，突破传统学科导向的局限，确立“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强化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上，引入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等方法，将产业前沿技术、国家重大工程实践融入教学过程。在资源保障上，建立与扩容规模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通过引育并举优化师资结构，重点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与科研转化能力。

  质量保障体系的健全是优质本科扩容提质的制度保障，需构建多元协同的闭环管理机制。大学应建立涵盖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的质量评价体系，将用人单位反馈、毕业生发展质量、社会贡献度等纳入评价指标，打破单一的校内评价局限。强化过程性质量监控，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教学运行、学习效果等进行实时监测与精准诊断，及时有效地发现并解决培养过程中的明显问题。健全质量改进机制，通过教学评估等工作，确保优质本科扩容过程中人才教育培训质量持续提升，让优质本科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础。

  在全球教育治理格局加速重构、国际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的当下，大学的一流优势不仅体现在办学实力的硬指标上，更彰显于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中。以文化价值引领为核心抓手，凭借长期积累的办学实力与创新成果，在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学术标准输出、高品质人才对话等关键领域抢占战略制高点，已成为大学服务国家软实力建设、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载体。

  前两轮的“双一流”建设中，我国高校在国际话语权塑造方面已有显著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引领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打造国际标准化高地；北京邮电大学主导信息通信领域国际标准，服务行业全球发展；清华大学通过在线教学实践引领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这些实践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AI技术对教育管理的深度赋能，拓展了全球教育治理边界，催生了数字孪生、虚实共生等新型治理形态，为国际话语权的塑造提供了新支撑。在此进程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塑造尤为关键。它既是大学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国家软实力在全球教育治理场域的具象化投射，核心在于将中国教育方法的理念转化为国际共识，推动从价值传递到规则引领的跨越。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枢纽，其办学实力的系统性积累与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为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价值支撑。一方面，大学通过深度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教育署等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程序，将教育公平、可持续发展等中国教育方法的理念转化为国际公约的刚性条款，实现从理念倡导到规则固化的跨越；另一方面，学术标准体系的全球化建构是提升话语权的基础工程，这要求大学将学科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通过主导国际学术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实质性地扩大学术话语的辐射半径，推动中国教育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型。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的龙头，其发展的推进方略要立足强国建设全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各方资源，通过顶层设计与协同创新的深层次地融合，全方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以“强基础、提能力、促融合、树标杆”为逻辑主线，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与有组织科研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筑牢自主知识体系根基；通过优本扩容提质与人才教育培训模式革新，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拔尖创新人才；通过精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与校地协同机制完善，强化地方服务赋能实效；通过文化价值引领与文明互鉴深化，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学科交叉融合是突破科学技术创新瓶颈、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路径。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难以应对当代科技重大挑战，大学需以系统性谋划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催生新兴学科增长点，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核心支撑。

  构建跨学科协同发展生态，推动多领域深度协作。一是打造跨学科课程教学体系，设置交叉学科必修课与选修课，培育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与复合能力，将AI等前沿领域知识融入教学，培育学生复合思维与跨界能力。二是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与重大社会问题，清华大学通过组建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超常布局量子科技交叉平台，通过跨学科科研团队整合优势力量，以协同攻关模式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多领域理论、方法与技术深层次地融合，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学科生态优化的双向赋能。三是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建立交叉学科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等载体，为不同学科教师、学生提供常态化交流合作渠道。四是完善交叉学科评价机制，建立适应跨学科研究特点的成果认定、资源配置制度，破除“唯论文”“唯指标”局限，激发交叉学科发展活力。

  锚定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核心目标，强化有组织科研效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面对全球知识生产模式向“跨学科性”“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的转型，大学需立足自身优势，优化对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学科布局。一方面，在基础学科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在应用学科领域突出实践导向，在人文学科领域传承文化基因。依托新型制优势，建立“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科研组织模式，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建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依托高校布局建设国际组织、区域国别、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学术话语体系，推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达60.8%，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高校获得75%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55%以上的科技进步奖。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决定国家人才供给和人力资源水平的关键因素。

  以内涵发展为核心，全方面提升本科教育质量。一是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对接产业前沿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性、创新性课程比重。二是创新教学模式，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学生的方式，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三是强化实践教学，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推行“校企联合培养”“订单式培养”等模式，华南理工大学与企业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将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实践融入人才教育培训，既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又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加强本科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筑牢质量保障根基。一是优化师资结构，慢慢地提高研究生层次教师占比，高校教师以博士后为重要来源。二是健全教师培训体系，定期开展教学能力、数字素养等专题培训，搭建“名师面对面”“教学工作坊”等交流平台，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三是完善教师激励机制，将教学业绩与职称评定、薪酬待遇、评优评先挂钩，激发教师投身本科教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同济大学设立“立德树人奖”，突出教学贡献导向。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精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是大学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区域吸引力的关键路径，更是大学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大学需跳出“封闭办学”局限，通过建立常态化需求对接机制、多元化服务平台与协同发展机制，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层次地融合。

  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服务平台与载体，推动校地深度融合。一是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技术瓶颈，联合开展研发技术、成果转化、产品升级等工作。二是建立人才定向培养基地，依照地方企业需求，开设定制化专业方向或培训项目，为地方培养急需紧缺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三是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地方创业者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创业指导、资源对接等服务，促进区域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四是开展社会培训与咨询服务，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为地方政府决策、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专业技能。

  完善校地协同发展机制，实现互利共赢。一是健全资源共享机制，推动高校的科研仪器设施、图书馆资源、师资力量等向地方开放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将服务地方发展的成效纳入大学办学质量评价体系，引导大学主动融入区域发展。这不是简单的“需求迎合”，而是通过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教育链与社会链的深层次地融合，使大学真正成为社会需求的解码器与未来人才的锻造炉，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文化兴则大学兴，文化是“大学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理念、制度和特色的凝练和提升”。正如牛津大学通过八百年的“学院制”延续学术共同体传统，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锚定育人初心，大学的文化根基始终在传承中定义其精神内核。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大学已超越知识传授的功能边界，成为文明对话的价值枢纽。这种价值引领既承载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传统智慧，又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球共识，构建起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价值坐标系，为大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深层文化支撑。

  深化文明互鉴机制是大学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路径。人是文化传承的“活态载体”，大学要以文明对话为桥梁，以文明互鉴为抓手，推动从“知识传递者”向“文明对话者”转型。一是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举办国际青年学者论坛，邀请全球学者一同探讨科技前沿、文化传统等议题，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与学术成果的共享。二是联动师生参与国际研究项目，围绕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展开合作研究，既培养师生的跨文化沟通与协作能力，又为应对发展中国家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与金砖智慧。三是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强化制度性话语权。党的二十大强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知识和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大学要以此为指引，立足学科优势，主导或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学术标准制定，将中国教育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共识。与此同时，要善用数字技术构建立体传播矩阵，以“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智慧融入全球治理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知识支撑与价值引领。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大学发展需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根本使命，以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根基，以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突破关键领域瓶颈，以数智技术与教育治理深度融合推进全世界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以深化文明互鉴提升国际话语权为纽带，在适应环境与引领变革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战略跃升。面向未来，大学发展将以“十五五”规划为起点，持续深化创新路径，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为原始创新提供知识源头。依托有组织科研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数智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实现资源配置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型。借文明互鉴搭建全球学术对话平台，推动中国教育方法的理念从区域经验向全球共识跃升。

  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适配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与优势学科，在前沿科技领域形成全球引领力，成为国际学术中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与完整的高水平研究生培养体系，实现从制度借鉴到模式输出的历史性跨越；明显地增强国际优秀人才与生源吸引力，成为全世界高品质人才集聚、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枢纽，助力我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微，通讯作者，山东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翟亚军，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